付文斌：车厢文化

作者：

    现在到处都在掀动着“文化”热，诸如社区文化、校园文化、企业文化、军营文化，还有茶馆文化、宿舍文化、地头文化、炕头文化，不一而足。我不妨也凑凑热闹，侃一侃车厢文化。

记得60年代丰子恺先生写过一篇题为《车厢社会》的随笔，叙写自己乘火车的三个时期的心境和车上旅客形形色色的状态，用时髦的说法来表述，可以说是车厢文化。

     据我所知，旅客列车的车厢大体上分为行李车、邮政车、餐车、硬座车、硬卧车、软座车、软卧车。所以外出旅游乘火车就有三种情况：软席或者软卧车厢，环境优雅、舒适，人员也不繁杂，文化水准较为接近；退而求其次，乘坐硬卧车条件也不错，一个空档内有6个卧铺，几个人若是互相熟悉就更为理想了，纵情谈笑，率情适意，足以驱除旅途寂寞；最差的是乘坐硬座车，人员繁杂，一节车厢一百多人，三四个人挤坐在一个座位上，如果再碰上素质不高的旅客，在车厢内吸烟喧哗，心里就更不舒服了。

     在我看来，车厢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大抵有三种：观景、交谈和读书。记得小时候坐火车，最盼望能有个靠车窗的座位，一路上兴致勃勃地观赏着窗外的风景，竟然怎么看也看不够，因为车窗外的景物总是变幻着不重样。等到长大以后，我从农村返城参加了铁路工作，这时在旅途中再看窗外的风景，就再也没有儿时的那种新奇感受了，而是觉得乘车观景要有心境，而且我也不再是那种能长时间流连于山光水色的人，特别是近年来似乎越来越满足于“一瞥”了。

除了观景，交谈也是车厢文化的一种好形式，可以是两人间的娓娓交流，情谈款叙，也可以是三五人的胡吹乱侃，内容极为广泛，天南海北，上下古今，风物人情，均可兼容并包。有一次到北京出差，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开狗肉店的朝鲜族老板。车过锦州，他听说我在铁路上工作，就向我打听返程车次和开车时间，还送我一张名片，并希望我能光顾他的狗肉店。从交谈中我得知他的买卖不小，可以说是已从延边走向全国，在北京、天津等地都有他的狗肉店。他告诉我，狗肉的吃法有几十种，而且大补身体，过去是朝鲜族人喜欢吃狗肉，现在汉人也喜欢上了，所以他的狗肉店越办越红火。

     正如丰子恺先生所说，车厢就是一个社会。在这个小社会里的各类交谈中，往往有真正个性的七彩人生的独特体验，有喜怒悲哀的众生相，有深邃的生活感悟和哲理沉淀。大约是去年罢，在去上海的列车上的一次交谈至今令我难忘，每每想起我的心还在隐隐作痛。记得那次我开始与一位五十出头的人聊天，聊着聊着他就说出这样的话来：“其实我们当工人的要求也不高，我们只要有饭吃有活干就行了，只要能保证这一点，就是那些当头头的多吃多喝点，多拿多贪点，我们也不会有多大想法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真的有一种很知足的表情，因为他们厂的头头还能保证他们有饭吃有活干。后来另一个三十出头的小伙子也加入进来聊，他居然也持这种观点，尽管他们的厂子早已被贪得无厌的头头脑脑们贪垮了。还记得我当时就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驼背五少爷、蓝皮阿五等看客形象，他们精神空虚、麻木、愚昧、混沌，没有良知，缺乏诚意和爱的力量，没有憎和恨的勇气……我在车厢社会中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，从那次交谈之后，我就更加崇敬伟大的鲁迅先生了。

     我最喜欢的车厢文化形式，算是读书了。不谦虚地说，我这大半辈子看了不少书，而在这“不少”之中，又有不少是在旅途中看的。旅途读书，仿佛自己带着自己的世界远行。每次出门，为能挑一两本适合旅途中看的书，总是颇费心思。带在旅途中看的书不能太厚，太厚了拿不了；也不能太薄，两下子就看完了。不能太不容易看，那就抵御不了车厢里的嘈杂；也不能太容易看，因为漫漫路上看的书要能禁时候。在车厢里看书也有扫兴的时候，有一次到青岛去，带着一本《张爱玲文集》，躺在对面卧铺上的老哥与我搭讪：“看的什么书呢？”拿过去一看，有些意思，他就看起来，不管我作何感想。

     有人为“旅游”这一概念作了这样的注解：所谓旅游，不过是社会成员外出变换生活环境，实际感受新异事物，而实现个体心理满足与群体自我完善的一种生活行为方式。一方面围绕着视觉所见而构筑起来知觉体系与现象世界，这可见的世界的核心是观感；另一方面，围绕着记忆与经验而凝聚起来经验体系与本体世界，这个不可见的世界的核心是想象。前者是景，后者是情。高质量的车厢文化往往能把二者结合在一起，使眼前景物化为回忆与感情，予人以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。